——曹禺：“天津人艺是个出色的话剧剧院，要着重地单写一下。”

　　大型津味话剧《望天吼》在北京再一次和首都观众见面了，这部集中了天津人艺五代优秀演员的大型话剧，是天津人艺强大演出阵容、雄厚表演实力的全方位展示。天津人艺曾经跻身于全国八大剧院并产生过许多优秀表、导演艺术家和编剧，至今在全国仍广有影响，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人文传统、带有强烈演出风格的话剧表演团体，毫无疑问继承了许多优秀的传统，融合了几代艺术家的心血结晶，它让我们想起了那些逝去的身影，那些永远让我们追怀的日子……

　　1956年，天津人艺在演出了根据我国著名文学家巴金先生的长篇小说《家》改编的同名话剧，并引起了轰动之后，又于1958年着手准备演出根据巴金先生长篇小说《秋》改编的同名话剧。这年，剧院聘请北大教授、我国著名戏剧家、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李健吾先生改编了巴金先生的《秋》。为加深对整个剧情和剧中人物的理解，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并向小说作者巴金先生表示敬意，当时《秋》的导演、天津人艺院长赵路致信巴金先生，就作品中人物的理解和演出中的一些问题向巴金先生请教，巴金先生回了一封情感真挚的信：

　　《秋》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导演赵路同志要我写几句话，我不知道应当从哪里说起。

　　我的小说是为二十年的年青人写的。我在序里面曾经说过。我祝福他们。我请他们记住琴的话：‘秋天过去了，春天就会来的。……'这些话对于今天的青年是多余的了。春天已经来了，而且比当时人们所能想象的春天更美丽、更好：黑夜已经过去。光辉的太阳已经升在中国的天空了。

　　几天前我得到一位年青的苏联读者的来信，他读了《家》以后，更深地了解过去在旧中国一般人所过的多么痛苦的生活，因此也为中国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感到更大的快乐。他的话使我感动。同样我也希望《秋》的观众看到过去那一代青年的悲剧和他们的艰苦的斗争以后，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更加爱护我们的美好的新中国。

　　这次的演出如果成功，应当归功于改编者、导演和演员们的艺术的再创造；万一失败，那就得归咎于原作者了。

　　巴金十二月十三日

　　巴金先生的来信，给导演赵路和整个剧组以巨大的鼓舞，《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北京和天津两地演出时，产生了轰动效应，许多观众纷纷给剧组和导演写信，对话剧《秋》的演出表示真挚的祝贺。

　　时至今日，在全国各话剧演出团体中，唯有天津人艺演出过《秋》并和巴金先生有过亲密接触。

　　2001年，为庆祝天津人艺建院五十周年，天津人艺重排了根据巴金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家》，这部作品以其中八个女人的命运为线索，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巴金先生《家》的内涵，是所有改编话剧《家》中的另类。但同样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注：此信《巴金全集》未收录，故尤为珍贵。)

　　虽然巴老已经逝世，但我们深切怀念伟大的文学家巴金先生！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天津人艺专门排演了郭沫若先生的话剧《蔡文姬》。这个戏的导演是方沉和赵大民。此前，北京人艺已经公演了《蔡文姬》，但删去了第五幕的第二场。赵大民导演感觉这场戏很重要，决定恢复，以原汁原味的风貌将其整体呈现在舞台上。为此，赵大民导演特意给郭老去信，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郭老，郭老认为这样处理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处理方法，他很认可，回信同意如此处理。在《蔡文姬》演出时，剧组特意请郭老来看戏，郭老非常高兴地应允了，后来因为公务太忙，他要去日本访问，抽不出时间，遂未成行，委托秘书转达了他真挚的歉意，为了表达他对全剧组的敬意，郭老用刚劲有力的书体为天津人艺题写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院名。

　　可惜，这个题词的原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照片。剧院的同志现在每提起这件事，都唏嘘惋惜不止。

　　1962年年底，天津人艺决定重新加工整理话剧《钗头凤》。为加强兄弟院团之间的业务交流，丰富剧目题材，提高舞台艺术表现力。导演赵大民决定邀请北京人艺总导演、北京人艺副院长、我国杰出的话剧导演艺术大师焦菊隐先生来剧院指导排演《钗头凤》。赵大民导演通过自己的朋友、时任北京人艺行政办公室主任的高瑞转达邀请焦菊隐先生之意，请其来天津一面讲学、一面指导排戏。此时，焦先生正准备访问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当即决定将其赴日交流的内容在天津人艺进行一次示范讲演，并同时指导排演《钗头凤》。

　　焦先生来到天津后，待了整整一个月。针对演员的表演问题，焦 先生讲了整整两天课，把自己对表演的理解，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天津人艺。他一再强调“话剧的民族化”问题，在焦 先生看来，话剧艺术尽管是舶来品，但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在中国是扎不住根的。他住在当时的天津干部俱乐部，因为《钗头凤》就在干部俱乐部的大剧场排练和演出，为方便起见，焦 先生选择住在这里。那年焦先生已经56岁，正是其导演艺术最成熟的时期。但他对艺术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给全剧组和导演赵大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回忆起来，年已76岁高龄的赵大民导演还感慨不已。赵大民回忆，当时舞台上有一个脚灯效果不很理想，灯光师按照焦 先生的指示调整了脚灯的角度，焦 先生仍然不满意，于是他亲自走上舞台把脚灯的光效调整到最佳，然后走到旁边仔细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焦 先生那时56岁了，我才是一个30多岁的青年，我要去调整脚灯，焦 先生不让，他一定要自己调整。要求非常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在他那里绝对没有凑合二字。”

　　还有一次焦 先生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钗头凤》中第一幕第一场有一段戏，是陆游朗诵岳飞的《满江红》词，朗诵时，灯光师本来给的是整个舞台的灯光，光源很大很足，焦 先生提出，先收掉底光，给一个全身特写光，接着收掉全身特写光，给一个脸上的特写光。以此突出陆游的内心世界，诗化舞台和人物，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诗意和人物内心的世界。结果，效果出奇的好。导演赵大民和主演马超、颜美怡对此赞不绝口，焦 先生只是谦虚地笑了笑。

　　为了加深对人物的理解，深入研究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住的一个月时间里，焦 先生找了很多有关陆游的资料，常常阅读到深夜。干部俱乐部的服务员回忆，那时焦先生屋子里的灯光是最后熄灭的。“这可不是一日之功，所以焦 先生对舞台的整体把握和对人物的理解，才能那么准确、深入，大师称号不是轻易得来的。”赵大民回忆起来，感慨良多。

　　在天津的一个月时间里，焦 先生给天津人艺的演员和编导讲解自己对话剧艺术的思考时，曾经说过：“话剧虽非诗体，却不能没有诗意，不能一览无余，要耐人回味，经得起咂摸。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灿烂的泱泱大国，我们应该有中国气派的话剧。”

　　这些话，赵大民导演至今记忆犹深，宛如昨日。

　　就中国话剧艺术的导演来说，有“南黄北焦”之说，焦自然是指焦菊隐先生，黄则是黄佐临先生，佐临先生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副院长。 1963年年初，焦 先生刚离开天津，黄佐临先生就来到了天津，住在市委第一招待所，每天来天津人艺指导排演话剧《第二个春天》和《霓虹灯下的哨兵》，并抽空给天津人艺的演员和编导做了一次学术报告。他看完天津人艺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后，极力称赞：“这个戏不错，演得有味道，有意境。”随后，他非常真挚地对剧院领导和扮演童阿男母亲的演员张志新说：“我愿意用上海人艺的演员颜立秋来交换你们这位演员张志新同志。”导演方沉呵呵笑着说：“这件事您得问张志新同志答应不答应。”

　　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最终没有实现，但黄佐临先生对天津人艺的情感，天津人艺的所有同仁，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1957年底，天津人艺准备排演根据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老舍先生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同名话剧，决定邀请作者老舍先生来剧院看戏并现场作指导，以加深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的老舍先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58年年初，老舍先生应邀来到天津，非常喜爱老舍先生作品的天津市长李耕涛以及天津市文联、天津市作协的领导同志和导演沙惟、扮演祥子的主要演员念凡陪同。老舍先生拄着拐杖到排练场四处看了看，和演员们现场进行了交流，对导演和演员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场进行解答。老舍先生看到天津人艺范围很大，环境很好，到处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一生钟情花鸟的老舍先生，当即来了兴致，在李耕涛市长和导演沙惟、主要演员念凡等人的陪同下，在天津人艺的院子里四处看。中午，老舍先生就在人艺的食堂吃了一顿便饭。席间，老舍先生风趣地讲到：毛主席说我的腿不好，不要睡席梦思了，就睡硬板床吧，睡硬板床对身体有好处。我听了主席的话，改睡硬板床，患风湿的腿还真见好。大家一听，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风趣幽默毫无名人做派的老舍先生，给《骆驼祥子》整个剧组和天津人艺的许多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天津人艺排演了古巴话剧《甘蔗田》，翻译者是著名戏剧家、表演艺术家英若诚先生。这是天津人艺第一次排演古巴戏剧，为此，天津人艺请英先生来剧院看戏并作指导。英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出人意料的是，英先生来天津人艺的那天，竟然带着他的好朋友、著名戏剧家、知名导演欧阳山尊先生以及时任古巴戏剧家协会主席、正在北京外国专家局工作的阿尔方索和其夫人，一行四人来到了天津人艺。这让天津人艺领导和整个剧组的同志喜出望外。英若诚先生他们一来到剧院，气都没有喘一口，就来到排演场观看排演，现场帮着出主意，指导演员如何塑造人物；阿尔方索先生的夫人还自告奋勇、毛遂自荐在排演场和演员们一起扮演了一个剧中的角色。英先生和欧阳先生、阿尔方索先生他们的热情和真诚，给了整个剧组巨大的鼓舞和信心。很快这个戏就排演好了。

　　后来这个戏去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剧场演出，引起了很大轰动。古巴大使馆由阿尔方索先生出面，在大使馆接待了整个剧组，畅谈中国和古巴之间的友谊，探讨话剧艺术的发展方向，并由使馆文化参赞处和天津人艺进行了学术交流。

　　和天津人艺结下深厚交情、对天津人艺有着深厚感情的戏剧家，还得数曹禺先生。曹禺先生1982年 6月在上海和编写戏剧史的同志谈话时，特意以非常严肃庄重的语气提到：“天津出了不少人才。……天津人艺是个出色的话剧剧院，要着重地单写一下。”

　　1956年天津人艺准备排演曹禺先生的《雷雨》，这是天津人艺第一次排曹禺的戏。当时天津人艺的编导赵大民和导演沙惟(非此次《雷雨》导演)去北京史家胡同访问先生。当时北京正在举行第一次全国话剧观摩演出，曹禺先生很忙，由赵大民的老战友高瑞(时任北京人艺行政办公室主任)事先替他们约好，曹禺先生在百忙中还是接待了他们。并约定谈话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当赵大民和沙惟在下午三点赶到曹禺先生的寓所时，曹禺早在门口等候他们。为了有效地利用这60分钟，他们两人只提出两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一是《雷雨》的社会背景与天津的周家有什么关系？二是剧中人物特别是周朴园现在应该怎样把握。

　　曹禺一向不愿谈自己的戏，他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很简单。他说：“《雷雨》是我在脑子里孕育了好几年才写的，戏里的故事和人物，都是我经常见到的亲友和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有人说《雷雨》故事是影射周学熙家，那是无稽之谈，没有的事。如果是那样，我就不会叫剧中人姓周了。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剧中的故事毫不相干，只不过是借用了他家在英租界一幢很古老的房子罢了。”当他们二人问到鲁贵时，曹禺说：这种人在天津在北京都有，我写得更贴近天津的生活。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一带，住着一些很贫困的人，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因为在大户人家当差，又沾染了很多坏习气，很会计算，察言观色，看主人眼色行事，所谓势利小人。但这种人最后的命运都很悲惨，所以我希望演员不要把这个人物演成小丑和无赖。

　　曹禺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非常懂得舞台上的规律。在谈到周朴园时，他对赵大民和沙惟说：演这个人物要注意把握分寸。他有暴戾，也有温情，不要一上来就把他演成两面派、伪君子，或者像封建暴君那样的人物。那样一来戏就不好发展了。比如他对鲁侍萍的怀念，不全是装出来做给别人看的，他对她很可能有过真感情，也许是他这一生唯一爱过的女人。所以演三十年后重逢这一段戏，两人都要有感情色彩，不能一见面就剑拔弩张。至于以后周朴园给鲁侍萍开支票把他们打发走，这里当然有他的阶级局限，但仔细推敲，在那个时代，也只有给她一些钱才能改变鲁侍萍悲惨的处境。后来两人还问了一些其他人物的问题，因为时间已过，曹禺先生还有其他活动，两人就告辞了。分手时曹禺先生还不忘嘱咐说，有些事你们可到北京人艺去问问夏淳，他刚刚排完这个戏，他有很好的导演分析，对每个人物都有想法，比我想得还好。你们找他谈谈，肯定会有帮助。

　　这是天津人艺第一次和曹禺先生打交道。

　　1981年，适逢天津人艺建院三十周年。天津人艺排演了我国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的话剧《闯江湖》。这部剧作以旧社会戏曲艺人的经历为剧情发展线索，表现了新旧两个社会艺人的不同境遇。这年1 月，《闯江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24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北京戏剧家协会联合为该戏举行座谈会，三十余位著名戏剧专家出席，一致赞扬这是一出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好戏，导演酣畅淋漓，演员阵容整齐，老中青演员都有精彩表演，创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曹禺先生，观看了演出后充满感情地说：“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舞美好，是一台好的演出。”随后，曹禺先生在自己家中接见了该剧主要艺术创作人员，兴致勃勃地畅谈了他对该剧的意见并表达了对当今话剧事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在场的剧院领导请曹禺先生为剧院题词，曹禺先生高兴地答应了，当场铺纸研墨，挥毫写下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三十年”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他把满腔的热情和对家乡的挚爱，灌注在字里行间。

　　曹禺先生的好友、我国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在曹禺先生接见《闯江湖》剧组主要创作人员后不久，观看了《闯江湖》，非常激动，这个豪爽的湖南汉子，禁不住当场为剧组的每个工作人员，画了一幅形象逼真的速写。

　　曹禺先生的代表作《雷雨》，在天津人艺至少上演过七次，其中四次是著名导演方沉执导、三次是方沉先生的爱人、著名导演丁小平先生执导。 1983年，为导好《雷雨》，突出新意，丁小平老师打算另辟蹊径，她做了几个方面的改动：其一，改变了《雷雨》传统的封闭式舞台空间布景，以框架式的布景代替，以使演员在舞台上有更大的表演空间和自由；其二，强调并突出那个看不见的人物即“第九个人物”，也就是笼罩在所有人物头上的悲剧命运；其三，对原来演出中所使用的音效做了很大的改动；其四，因为原剧本比较长，丁小平老师做了一些删节。这样的改变，对传统的演出风格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丁小平老师非常担心曹禺先生不同意，为此，她带着自己的导演构思，专门去了一趟上海，向正在上海家中养病的曹禺先生求教。当她把自己的导演构思向曹禺先生详细汇报后，曹禺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名人，写的东西就一点都不能改动。记得当时曹禺先生还转头问站在身边的女儿万方：“你看这个阿姨的想法怎么样？这样改行吗？”

　　女儿万方回答：“我看挺好的，这样改有新意。”父女两人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沉吟了一会，曹禺先生对丁小平老师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很勇敢，但是，你一定要搞得很成熟，才能拿出来，才不会被打倒，有时习惯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搞得不好，人家不会承认你。”

　　曹禺先生平易近人、朴素谦和的品德，令丁小平老师非常感动。

　　《雷雨》按照导演构思搬上舞台后，大受观众欢迎，在全国演出了100多场。

　　后来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在北京为天津人艺版的《雷雨》专门召开了一次“舞美和导演研讨会”，时任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的薛殿杰对《雷雨》的舞台美术设计非常肯定；名家过世行、熊源伟对其导演构思以及采用的新手法给予大力赞扬和肯定；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夏淳在研讨会上激动地对丁小平老师说：“所有《雷雨》的改编版，我接受天津人艺的这一版。真不错。”

　　把自己的一生真诚地奉献给了话剧艺术事业的曹禺先生，始终对自己家乡天津人艺的戏情有独钟，那时只要天津人艺的戏进京，曹禺先生哪怕再忙，也一定要抽出时间去观看。他看过天津人艺演出的《雷雨》、《日出》、《家》、《闯江湖》等等，并表达过自己对演出的真挚看法。他说过：“《雷雨》完全可以进行不同的探索。演员之间合作很好，达到了高度默契，可谓珠联璧合。灯光既有舞台气氛，又能打亮人物。表演不带话筒。……话剧导表演艺术规律，是一个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这么一个过程。开始少，因为你不熟悉，逐渐多，经验、知识、理解等等，都使你对舞台的知识逐渐多了起来；但不能堆砌，要经过提炼最终减少，达到最佳境界。”这真是肺腑之言，朴素而深刻的大实话。在先生看来，天津人艺的戏演得这么好，因此他愿意在自己家中接待。他熟悉天津人艺的一批老艺术家：赵路、方沉、沙惟、赵大民、马超、颜美怡、路希……为天津人艺的出色表演，说过许多好话。那时的天津人艺，每年都有好几个戏进京演出，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次都引起很大轰动。这激动着曹禺先生，他愿意看到天津人艺成长为一棵艺术的参天大树。

　　1985年，曹禺先生已经75岁高龄，天津人艺和天津南开大学联合为先生举办了“庆祝曹禺先生从艺60周年暨75岁华诞纪念“活动。这天，曹禺先生兴致勃勃地来到天津人艺，在大家地簇拥下，先生四处观看，和大家嘘寒问暖，极为亲切。剧院领导和同志们在人艺大食堂，为曹禺先生摆了七桌酒席，庆祝先生的生日。那天，先生的心情和身体状况都极好，端着酒杯不断给前来敬酒的南开大学、天津市文联、天津市戏剧家协会、天津市作家协会和天津人艺的领导同志碰杯。大家真心祝愿敬爱的曹禺大师健康长寿！

　　曹禺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天津人艺的所有同仁深深地怀念着他，他活在天津人艺的每一个人心中！假如先生能活到今天，看到天津人艺的《望天吼》，他一定会为这部高品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津味大戏鼓掌喝彩，为它不遗余力地叫好！

　　1980年，天津人艺准备排演我国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的话剧《闯江湖》。这部剧作是根据吴祖光先生的爱人新凤霞先生解放前在天津的从艺经历创作的，剧作内容与天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此，吴祖光先生和新凤霞先生愿意将这个剧本交给天津人艺排演，他们信任天津人艺，相信他们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为排演好这个戏，吴祖光、新凤霞先生在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下，仍然自愿来天津指导演员排演《闯江湖》。那时已经是六月夏天，天气比较炎热，新凤霞先生每天准时赶到排演场，为演员们说戏，做形体指导，将自己解放前的一些经历详细地讲述给剧组的同志，加深他们对剧情和人物的理解，令剧组的同志十分感动。她对演员们说：“这个戏只要排演好了，到北京演出，绝对会受到观众的欢迎，没有一点问题，只要大家努力，我对这个戏充满了信心。

　　《闯江湖》排演完成后，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巡演，大获观众和专家的好评，在北京观众中引起了轰动。

　　已经离别我们的那些大师啊，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情感、他们对艺术的执著、他们踯躅的身影并没有离开我们，永远传承在舞台上。他们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令我们追怀，因为，我们的戏剧站在他们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