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平

　　名剧《日出》的最大成功，在于用一种特殊的、别具一格的结构方式，突出描写和刻画了典型环境中的一群典型人物，整体勾勒出了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揭示出那个社会“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吃人的黑暗本质。《日出》的剧本结构，就是用“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出自老子《道德经》中的名句，来作为剧作的主题思想；这个看似抽象的主题思想，实则灌注在非常具象的人物形象中。

　　有人认为，《日出》的结构不如《雷雨》那么严谨。其实，一定要比较的话，应该说两者各有千秋，同样具有极为精巧的结构，只不过这是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雷雨》有一条贯穿全剧的主要情节线，而《日出》似乎没有。那么，《日出》用什么来结构剧作、设置悬念、推进情节呢？答案是用人物和主题思想。

　　曹禺先生对戏剧不同结构方式的探索和成功运用，在《日出》这部剧作中体现得十分完美。在《日出》中，从那个没有出场的金八，到出场人物潘月亭、李石清、黄省三、翠喜、小东西，以及胡四、顾八奶奶、张乔治、黑三、福升之流，连同对全剧起着贯串作用的陈白露、方达生等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动作线，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动作体系。从表面上看，有些人物虽然聚集在剧中旅馆的这间豪华大客厅里，相互交往，却各有自己的意愿，各行其是，各吹己调，他们之间的动作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这个剧本看起来似乎是“人像展览”式结构，“人像展览”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极为清楚的，单纯的“人像展览”很难构成一部剧作。剧作家既然在剧本中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上各种人物的风貌，问题在于，他是怎样把众多人物各自独立的动作线组织成一个统一体的。要寻找贯串全剧的所谓戏剧的“中心事件”吗？这里没有。要寻找全剧的主要人物吗？这同样是很困难的。曹禺先生自己曾经说过：“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物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起《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如若中间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结构'，那‘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即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谓‘结构的统一'，也就藏在这一句话里。”曹禺先生的这段话，准确地表明了《日出》这部剧作的结构原则。

　　我们看到，剧本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虽然地位不同、性格不同、遭遇不同、结局不同，却都不能摆脱一条法则：“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个观念是作家从当时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发现的，在剧本中，它又渗透在各个人物的生活遭遇、生活命运之中，渗透在剧中(出场的和未出场的)人物相互关系之中。把众多人物的动作凝聚在一起的正是这个观念，也是剧本的主题。写这个剧本时，作家对潜藏在场上人物命运后面的那种势力，比在写《雷雨》时，认识得要深刻、具体了。场上的人物都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活动着，在彼此交往着，潜藏在他们命运后面的正是这条法则。大丰银行里的潘月亭、李石清、黄省三之间的关系，渗透着这条法则，他们的动作也受这条法则的制约。顾八奶奶和胡四，一个是俗不可耐的富孀，一个是令人作呕的“面首”，他们只是在醉生梦死的寄生生活中鬼混着，看起来没有卷入交易所大鱼吃小鱼的角斗；可是，寄生生活使他们不能不有所依附，而他们的命运也就和这场角斗连在一起了。陈白露是一个久经人世沧桑的高等妓女，靠出卖色相换来豪华的生活，她自认为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的隐秘，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她不甘忍受那个恶势力的摧残，又投靠了另一个银行大亨，到头来却也没有逃脱恶势力的魔爪。方达生和这个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他本来要带着陈白露脱离这个罪恶的渊薮，对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超脱，甚至不屑一顾的；最后，却表示要留下来争一争，斗一斗，同金八们较量一番。至于翠喜、小东西们的生活，正是这个罪恶社会的一个最黑暗的角落，他们的命运构成了这条法则的有机部分。还有那个没有出场的金八，正是操纵社会命脉、操纵场上众多人物的命运的恶势力的代表，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直接体现者。

　　总之，曹禺发现了那个黑暗社会人与人关系中最具有本质性的东西，把它作为剧作的“磁石”。正是它，把全剧各种人物的动作凝聚起来，使各自独立的动作线扭结在一起，实现了动作的统一性。剧本没有更具体、更明确地展现出这个世界的对立物——工农劳动群众，只是在暗场用劳动者的夯歌声寓意出另一个世界，作为这个生活角落的强烈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希望所在。作家没有让工农劳动群众出场，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那块“磁石”：“损不足以奉有余”。它不容许作家让工农劳动群众占据明场的位置；如果硬要那样做，那将破坏了剧本整体“结构的统一性”。

　　这就是一个杰出作家的睿智和理性。他对舞台和剧本的充分认识，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剧本的结构，不能够那样写；那样结构剧本，既会损害人物，也同样会损害结构本身。因此，《日出》的结构才呈现出迥然不同于《雷雨》、《北京人》和《原野》的结构方式和剧作风格。